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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6-11

不久前香港苹果日报近日刊登了一篇文章称支付宝是“伪先进”而信用卡才是最先进的消费途径并表示它连八达通都不如八达通是可以跟信用卡挂钩自动充值的每日上限 250 港币。支付宝却必须预先充值有钱才能用没有钱的话就无法使用。并表示“因为你是有信用的人你被信任。” 所以“有信用的上等人不用支付宝”。这一番话引发不少大陆网友的反驳与群嘲。

为什么有些香港人会看不懂微信支付宝?

为什么有些香港人会看不懂支付宝?一方面当然是智能手机的生态环境所限香港没有本土的手机厂商巨头香港人所用的手机基本上是iPhone与三星以及索尼等品牌而大陆的互联网巨头的势力范围基本上没有进入到香港。

当然微信支付宝在香港还是有点知名度。但总体来看香港人意识不到国内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速度与产品功能布局。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移动支付在日本与美国都很发达苹果有Apple Pay是基于NFC的手机支付功能日本在功能机时代就已经用手机支付了对外来支付方式的接受度也非常高如今在东京银座的商场在成田机场、在7-11、罗森、全家便利店以及日本的出租车公司都已经接入了支付宝在欧洲目前有 12 个国家都已经接入了支付宝。

全球来看手机支付已经成为主流按照香港苹果日报这个作者的逻辑难道香港的信用卡是最先进的日本美国手机支付的方式是落后于香港的信用卡?

事实上看不懂依然无脑黑的背后这也与香港本地的移动互联网发展环境息息相关香港没有本土互联网巨头也没有互联网生态发展的先天环境。整体创业氛围偏向于传统行业资本会将钱撒向房地产金融等香港的主流行业而不是当前新兴产业、IT行业或者颠覆式创新的技术领域。

而在香港也几乎没有叫得出名字互联网与IT新型技术类公司与产品整个香港市场已经被Google、Facebook、微软、苹果们集体攻陷香港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软件是Whatsapp Facebook Instagram本土研发的产品有openrice、高登、各大银行网站、新闻网站等。这很难算的上是互联网公司也不具备代表性。

而内地在移动互联网、电商、移动支付、O2O、共享经济、知识社群、AI与VR/AR等领域的发展已经不是香港所能比肩。

而本土的互联网巨头对于互联网思维与意识的培育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在国内由于BAT等巨头由于竞争关系不断在各领域砸重金扶持独角兽导致移动互联网商业模式与产品在不断在创新这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人们的眼界。

但香港由于本土互联网品牌与巨头的丧失也导致当地人眼界与格局相对会更为狭隘因为它没有见过移动互联网一路的快速发展的过程也因此对变化丧失了敏感性。

比如说如果说到信用与提前透支支付宝有“蚂蚁花呗”的消费信贷产品它根据消费者的网购情况、支付习惯、信用风险等综合考虑通过大数据并结合风控模型授予用户一定的消费额度这本身就是一种信用消费而支付宝本身也是可以绑定信用卡消费的。但是这位作者由于在见识与思维上的狭隘未必能够认识到这一层。

而这个作者还提到的一点是手机的体积比卡大得多一个人能带手机出街为什么就不能带一张卡出街?在这里它的逻辑是以体积大小来衡量方便性而不是从必要性角度也就是说在作者看来它可以不带手机出街只带一张卡就可以了。

这背后其实与香港人本身的传统商业构建有关八达通垄断了香港人的交通出行与支付消费他们过去几十年的商业环境的运转是依赖于此人们习以为常也非常方便自然不会去想着要去颠覆或者改变。

另一方面也跟香港的当地的经济基础与地域环境相关香港的商业基础早早就发展的非常成熟了原有金融业、零售、物流等产业结构已经非常稳固地小人多从铜锣湾、尖沙咀到旺角都是 1 小时生活圈 24 小时便利店与购物广场遍布出门购物、消费等一切都相对比较方便。

但实体经济过于发达以及商业设施密集这就让电子商务很难发展起来因为电子商务的连接属性是需要搬东运西调剂各地域经济发展与用户需求的不平衡而香港人力成本高店面普遍较小他们不太愿意把业务迁移到互联网上。

而电子商务与支付体系的发展是互相推动的电子商务发展不起来往往就导致移动支付落后。而在今天移动支付的背后连接的是人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它不仅仅是一个工具而是连接线下实体消费娱乐的生态系统。

但对应到香港的现状也与地域环境与教育环境相关香港有 800 万人对一家互联网公司来说 800 万人足够生存但在互联网行业 800 万用户不能做到足够的影响力与规模由于互联网天生讲究用户规模效应依靠海量用户来颠覆原有产业链来获取利益快速增长这需要一个庞大的本土市场与用户规模作为主战场与依附香港欠缺这样的基础。

另外在教育领域香港偏向于工商管理与金融、法律建筑等学科而不是IT软件专业领域。有业内人士谈到香港的大学里商科和法律专业录取分数最高信息工程之类的专业则几乎垫底。

在香港医生、律师和金融从业者是社会认同度最高的职业而IT界的专业人才大多都投身于金融机构的后台领域因为那里会有一份不错的薪水这导致互联网人才的缺乏。

而有人发现香港每年拿得出手的软件工程师寥寥可数而建筑的土木工程师就很多而且很多去了美国。

另一方面由于国内计算机人才更多以及薪资与发展前途更好所以也有香港本土IT公司把研发部门迁入内地而在其本土保留解决方案与销售等非研发部门例如汇丰银行的软件开发部门设了分公司在广州。互联网软件人才缺乏对互联网产品的了解与深度自然与中美的差距越来越大。

从现成社会结构来看香港中产阶层壮大导致社会形成稳固的锤纺型结构进入老龄化社会这导致香港对新生事物接受速度变慢。他们对香港现有的商业模式、社会规则很认同对互联网创业与创新的认识不深。

吴晓波曾经说过:“一个喜欢大资本的城市和一个必须以破坏、创新为主的互联网公司有一种天然的冲突。”这话其实对应到香港也一样成立。当一个社会的商业金融与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时候往往会压制创新创业的活力并且抬高创业的成本。

说到底这一番“仇恨中带着无奈但又放不下优越感”的酸腐言论背后事实上也反应了部分香港人的焦虑以及对其前途的担忧。毕竟过去的穷邻居摇身一变成了在国际上不可忽视的存在让其心底很不是滋味。

不过虽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但它在香港一个相对权威而且有一定知名度的媒体上刊登出来也能从侧面反映出香港媒体的守旧以及对大陆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不安。

当然这也与该媒体属性相关用煽动性语言迎合市民情绪补捉大众心理往往又是其惯常伎俩在知乎上有人问香港和台湾的《苹果日报》为何这样喜欢负面描写大陆人?有人回答苹果日报卖的就是情绪只是你不喜欢他卖的这种情绪而已。

而“香港有信用的上等人不用支付宝”这类言辞迎合了或许能迎合一些香港人的心理现状——恐惧。而在阿里之外香港人不可能不认识在香港上市的腾讯——目前已经是亚洲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并且已经超越了Facebook。但香港本土的互联网行业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记得程苓峰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这么一句:“过去那一代香港人是看过世界的今天香港的年轻人就只看过香港。”放到今天来看可谓一针见血。

  被诊断为“无受孕能力”错过“黄金生育期”十多年后却罹患宫外孕——

  “无孕人”追问:我的损失谁负责?

  史有兴

  医生对患者病情作出的诊断病人往往坚信不疑。然而如果医生在诊疗时轻率随意下结论可能会使患者心里仅存的一点希望破灭以致错过最佳治疗时间。患者病情发展又主要取决于患者自身健康的因素。由此之后患者病况究竟是由患者的自身原因还是因未能得到及时治疗造成的患者与医方往往各执己见由此引发的纠纷也难以调和。

  湖北省荆门市的一名女子因被医生诊断为“无孕人”错过了“黄金生育期”家庭也因此破裂。十多年后女子再婚却“意外”怀孕。因确信自己不会有孩子她没有及时去医院检查导致宫外孕情况危急不得不进行手术并最终成为真正的“无孕人”。女子以医生诊断存在过错等为由向医院提出赔偿请求。医院则以医生的诊疗行为没有任何过错为由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这名被医生诊断为“无孕人”错过“黄金生育期”致无嗣的女子能否获得赔偿?湖北省荆门市的两级法院经过审理给出了答案。

  被诊断“无孕人”

  错过“黄金生育期”

  郭爱娣是湖北省钟祥市郊区的一名农家女在当地一家民营企业工作。1999年2月她与邻村的小伙子登记结婚。婚后养育孩子就成了夫妻二人最重要的事情而这也是双方父母最大的企盼。

  然而婚后一段时间郭爱娣不但没有任何受孕的迹象而且常常感到右腹部不适她在丈夫的陪同下来到了湖北省钟祥市某医院(以下简称育婴医院)就诊被医生诊断为“右侧卵巢畸胎瘤”当时住院治疗行右侧输卵管和卵巢囊肿肿瘤等附件切除术及左侧卵巢部分切除手术。

  术后一周郭爱娣痊愈出院。原以为没有多大的事郭爱娣还为自己这么快就康复感到十分庆幸。没想到出院诊断结果给了郭爱娣当头一棒。白纸黑字的出院诊断结果清清楚楚地载明:1.畸胎瘤+右侧附件切除术;2.无受孕能力。

  在农村传宗接代比什么都重要。现在郭爱娣却被医院诊断为再无受孕能力。想到自己年纪轻轻就成了“无孕人”郭爱娣几近崩溃。而更让她心寒的是被诊断“无孕人”后夫妻间渐渐产生了隔阂两人原本性格也不太合后来关系越来越紧张最终感情完全破裂。2000年3月双方办理了离婚手续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一年的时间。

  因被诊断为没有生育能力离婚后郭爱娣一度感到很自卑一直独自孤苦地生活着。直到2014年5月在朋友的撮合下她才再次结婚。因医院的诊断让郭爱娣确信自己就是一个“无孕人”所以再婚后她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

  2015年初郭爱娣突感身体不适吃饭总想呕吐想到自己的例假也有一个多月没来她也想过是不是怀孕了?可是这一念想随之又被自己彻底否定了:自己没有生育能力怎么可能会怀孕!于是郭爱娣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更谈不上到医院检查了。

  可是让郭爱娣没有想到的是2015年3月1日晚郭爱娣吃过晚饭后突感下腹剧痛面色苍白而且伴有下身出血被立即送往人民医院就诊经诊断为异位妊娠即宫外孕。因情况危急郭爱娣住院治疗只得行腹腔镜下左侧输卵管切除术及盆腔粘连松懈术住院9日出院。这次出院诊断为:1.左侧输卵管壶腹部妊娠流产;2.慢性盆腔炎。人民医院同时告知她已没有受孕能力了如果要生育需辅助人工生育技术的事实。

  讨要赔偿起纷争

  矛盾难解上法庭

  前后两次手术两侧输卵管先后被切除郭爱娣成了真正的“无孕人”。第一次手术后育婴医院诊断自己没有受孕能力可后来为何能怀孕呢?一定是当年医生对自己误诊了!育婴医院对自己病情下的结论不但毁了自己的婚姻还让自己错过“黄金生育期”更严重的是因为确信没有生育能力致使她对这次宫外孕不知情从而引发严重的后果最终使自己成了真正的“无孕人”。每每想到这里郭爱娣心里十分痛楚对育婴医院不负责任的态度感到怒不可遏。她认为育婴医院应该对自己遭受到侵害承担赔偿责任多次找育婴医院要求赔偿。可是医院则以诊疗行为没有任何过错为由表示不会承担任何责任。院方的态度让郭爱娣十分气愤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决定通过法律途径来为自己讨还一个公道。

  2015年6月郭爱娣委托律师将育婴医院诉至法院。原告郭爱娣诉称:1999年4月4日本人因身体不适到育婴医院就诊诊断为右侧卵巢畸胎瘤手术治疗住院9天。出院诊断为:1.畸胎瘤+右侧附件切除术;2.无受孕能力。本人因“无受孕能力”导致婚姻关系破裂最终离婚。2014年5月本人再婚组成家庭。因育婴医院诊断本人无受孕能力本人便没有采取相应避孕措施也未做生殖、生育检查。2015年3月1日本人因腹痛到人民医院就诊诊断为宫外孕行腹腔镜下左侧输卵管切除术住院9天出院诊断为左侧输卵管壶腹部妊娠流产。人民医院的出院诊断证明了育婴医院1999年对本人作出的“无受孕能力”诊断属于误诊。因育婴医院的误诊导致本人婚姻破裂长达14年未婚也使本人错过最佳生育时期。同时因育婴医院的误诊导致本人发生宫外孕左侧输卵管被切除使本人真正成为无受孕能力人育婴医院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本人的生育权、健康权给本人造成了巨大的人身伤害和精神创伤故请求法院判令育婴医院赔偿本人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9项经济损失计46万余元。

  育婴医院辩称:1999年郭爱娣在本院住院治疗时对郭爱娣诊疗过程及郭爱娣右侧输卵管切除符合医疗规范诊断证明成立且医疗诊断无受孕能力并不代表无生育能力;郭爱娣患慢性盆腔炎存在导致宫外孕的可能她2014年因宫外孕在人民医院行左侧输卵管切除术故郭爱娣的双侧输卵管切除与本院没有关系;郭爱娣的伤残是因双侧输卵管切除双侧输卵管切除与本院没有因果关系对其相关损失不予认可。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钟祥市法院分别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和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

  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育婴医院在对患者郭爱娣的医疗行为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一)根据育婴医院所施手术对郭爱娣作出“无受孕能力”诊断无依据存在过错。即便作出“无受孕能力”判断亦应书面告知可行“试管婴儿”方式妊娠。(二)因果关系分析认为从技术角度应认为患者郭爱娣有受孕能力但其在1999年病历中诊断有“左侧附件炎”虽据病历“治愈”但仍可能存在输卵管病变受孕后有“宫外孕”可能。

  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为郭爱娣分别于1999年、2015年切除左侧、右侧输卵管的事实成立。双侧输卵管缺失其伤残程度为VI(六)级后期如需行辅助生殖(试管婴儿)费用建议每次约为6万元或据实赔付。

  法院认定诊断错误

  医院赔偿患者13万元

  湖北省钟祥市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育婴医院在为患者郭爱娣行右侧卵巢囊肿肿瘤及左侧卵巢部分切除手术后对其所作的“无受孕能力”诊断无依据存在过错。其行为与郭爱娣后期发生的宫外孕致双侧输卵管缺失、造成六级伤残之间存在关联性育婴医院辩称的其为郭爱娣诊疗行为符合规范是指其为郭爱娣实施右侧卵巢囊肿肿瘤及左侧卵巢部分切除手术指征及手术方式符合医疗规范而对郭爱娣所作的“无受孕能力”诊断无依据亦未书面告知可行“试管婴儿”方式妊娠该行为与郭爱娣后来发生宫外孕直至双侧输卵管缺失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育婴医院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关于精神抚慰金请求育婴医院出具的“无受孕能力”诊断并非必然影响郭爱娣的婚姻关系但对郭爱娣后期的生活、生育产生了一定影响应当赔偿郭爱娣的精神抚慰金。根据郭爱娣所受损害程度及其育婴医院的过错程度酌定为1.5万元。对于其他损失本院依法确定为34万余元。

  2016年11月24日钟祥市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育婴医院赔偿郭爱娣伤残赔偿金、精神抚慰金、辅助生殖费等各项经济损失计35万元。

  宣判后育婴医院不服向湖北省荆门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在二审庭审中双方围绕育婴医院的诊疗行为与郭爱娣后期发生的宫外孕导致双侧输卵管缺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原审的责任划分是否适当的争议焦点展开激烈的辩论。

  育婴医院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本医院的诊疗行为与郭爱娣后期发生的宫外孕至双侧输卵管缺失造成六级伤残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属事实认定错误而基于此事实判决本院承担郭爱娣六级伤残的全部赔偿金及精神抚慰金、辅助生殖费用以及其他费用无法律依据。故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本医院不承担或仅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郭爱娣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育婴医院应赔偿本人的全部损失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育婴医院还对一审法院查明的“郭爱娣因无受孕能力于2000年3月8日离婚”的事实提出异议认为郭爱娣离婚的原因不应全部是无受孕能力引起也可能是其他原因。荆门中院经审查认为郭爱娣未就其因无孕而引起离婚的事实举证证明育婴医院提出的异议成立。

  荆门中院认为因郭爱娣的六级伤残是因双侧输卵管切除而评定的考虑到郭爱娣的宫外孕与其自身疾病有很大的关系二审庭审中经法院释明双方对郭爱娣的残疾赔偿指数达成一致意见确认为30%即残疾赔偿金赔偿数额为六级伤残赔偿数额的30%。荆门中院经审核确定郭爱娣的各项经济损失总计为23万余元。

  荆门中院经审理后认为公民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健康权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载明育婴医院对郭爱娣施行右侧囊肿及输卵管切除左侧卵巢部分切除的手术符合医疗规范但依据该手术作出郭爱娣“无受孕能力”的诊断无依据存在过错。根据以上意见可以证明育婴医院于1999年对郭爱娣施行的手术是符合医疗规范的郭爱娣右侧输卵管缺失是施行右侧囊肿及输卵管切除术的原因所致育婴医院对右侧输卵管缺失不应承担责任但育婴医院错误的诊断行为导致了郭爱娣相信自己是“无孕人”后期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以防止其宫外孕的发生。而根据人民医院的手术记录记载郭爱娣本人亦患有慢性盆腔炎左侧输卵管与同侧阔韧带后叶、子宫壁粘连从医学常识上讲相对于一般健康人而言郭爱娣具有高度发生宫外孕的可能性故郭爱娣后期因宫外孕导致左侧输卵管被切除是在育婴医院的诊疗过失行为与受害人郭爱娣的自身疾病共同原因下导致的损害后果。一审法院认定育婴医院的诊疗行为导致郭爱娣后期发生的宫外孕至双侧输卵管缺失判决其承担郭爱娣全部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过失医疗行为、郭爱娣原有疾病在损害后果中发生的作用本院酌定双方各负50%的责任。关于精神抚慰金原审法院根据损害后果对郭爱娣生活、生育造成的影响酌定为1.5万元符合本案实际本院予以维持。故育婴医院应赔偿郭爱娣23万元×50%+1.5万元。

  不久前荆门中院依法作出终审判决:育婴医院赔偿郭爱娣损失13万余元。

  (为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文中人名、医院名作了相应的技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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